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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7月起，在傅作义将军的倡导下，绥远省各界为纪念华北第七军团怀柔战役抗日阵亡将士，出资购买北郊公主府遗产1顷余地，东至府地，西至大道，宽50丈（166米多）；南至小河，北至府，长120丈（400米）。以此作为烈士公墓地址，计价大洋2335元。公墓园地规划为4部分，北部为墓地占1/4，中部为园地占2/4，南部为林地占1/4。随即开始修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再建碑堂园林，辟为公园，以资游人凭吊。

1933年9月，傅作义派出人员去怀柔战地寻找烈士遗体。当时只找到203具遗体，就在昌平按人数购买了棺木，用新衣装殓，依据官兵的胸章符号将隶属部队、职务、姓名等一一登记造册，装入棺木。

10月12日，烈士灵柩由火车运到归绥市。傅作义身穿战时军服，臂戴黑纱，胸戴白花，带领绥远省各界代表和官兵及归化城的老百姓到车站迎灵。当傅作义看到牺牲官兵们的灵柩，悲痛泪流。迎灵仪式之后，部队汽车把棺木运到烈士公园，举行安葬仪式。傅作义主持祭奠英灵仪式，官民代表致辞共慰英灵，各召庙的喇嘛和尚诵经，超度亡魂，祭奠完毕，公葬诸烈士。东西方向4排坟墓，墓前置木桩并书有姓名。

1934年春，公墓园地按计划继续施工，到1935年夏竣工已形成公园格局：烈士公墓地的前面是烈士纪念堂，也叫烈士祠堂，为3开门，正门上面悬挂“气壮山河”4个大字的一块横匾，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正门两楹为蒋介石联语：“碧血洒荒原，终使乾坤留浩气。青山瘞忠骨，怕闻颦鼓动哀思。”纪念堂东南筑台一座，高3尺，见方5丈，台南有3阶，阶各6级，台上围有石栏。纪念堂南数十步，建有埃及金字塔式几何等级形纪念塔一座，高5丈，塔顶为三角形丰碑，塔正面中间题“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右题“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左题“傅作义敬建”等字。塔身两侧均镌刻诸烈士职名。塔的基座南面，嵌有白石纪念碑一座，高5尺，宽4尺，竖写的是纪念这次战役经过的文字，碑文的名称是“中华民国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将士公墓碑”，胡适撰，钱玄同隶书。这是1934年春主体工程竣工前，胡适应傅作义约请所撰的碑文。镌刻请的是安徽的有名石匠。

蒋介石的楹联何时出现，有待查核。有记载的是：1934年秋，蒋介石为了加强西北、华北地区的统治和推进“新生活运动”的开展，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外出视察。11月6日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的专列抵平地泉（集宁）站，傅作义等一行前往迎接来到归绥。7日，蒋介石正式开始视察接见等公务，11时30分，蒋介石在傅作义陪同下赴抗战烈士公园巡视，并与傅作义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合影。11月8日中午，蒋介石一行乘飞机离绥。

后又在纪念塔前石彻一个正圆形水池，直径10多米，引北山下来的溪流经公园东南面流入池中，池水满了后再围绕四周草地流去，转圈再流向东南退入山溪之中，循环流动。后来引种荷花亦称莲花池，池的南面不远就是公园大门，为3孔牌坊式，牌坊门中间很高，在纪念塔的南面中轴线上，距纪念塔约200多米。牌坊门的两侧各有门房1个，专供守卫公园的军士驻宿，一般有5名士兵轮流看守。此外，在公园偏西建有一所小别墅，清雅幽静。

此项烈士公园工程从1933年秋开始，到1935年6月峻工，历时2年，当时预算花费大洋1.8万余元，除由归绥县政府、归绥市商会、山西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商店等60余家捐助1652元外，余均由35军司令部筹集，其建筑布置各事宜亦由司令部派员监督和负责。

烈士公园，是当时归绥北郊游览胜景之地。游人由南门进去，走神道抵莲花池，环绕莲花池到纪念塔，再向北走几十步，就是烈士纪念堂。如登上平台观看纪念堂，可以直接看到东西廊宇内各界颂功的诸碑碣，均排列有序围绕在绿阴紫陌之间；再向北观看烈士公墓，并列成行，整齐肃穆，好像当年整队待发的勇士，是时园景清幽，愈发令人想起英灵当年惨烈战斗之悲壮。

烈士公园竣工与当时形势有关。由于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因此日寇的气焰越来越嚣张。1933年6月10日，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口头承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书面无理要求，即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同日，国民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排日、反日言行，明令禁止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6~7月期间，何应钦几次来电报督促傅作义执行《何梅协定》和《邦交敦睦令》，在归绥有抗日的标识主要是烈士公园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另外就是九一八纪念堂。

傅作义对何应钦的几次来电不予理睬，但是日寇根据《何梅协定》，对于执行协定有权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并在归绥市设立特务机关。归绥市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是天津的日寇驻屯军派来的，特务机关地点设在旧城西菜园。羽山喜郎来到归绥以后，就在归化城、绥远城来回转悠，想发现反日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坐车到大青山坝口子兜风游玩，回来走到小府村附近时，忽然看见一座塔，他说归化城这个地方很好，城内有五塔寺，城东面有白塔，大青山下面也有一个塔，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我要下去游玩，他让司机把车开到公园，进去一看有“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字样，当时就很生气，乘车直接到设在将军衙署的绥远省政府找傅作义主席。此前几天，他已看到了九一八纪念堂，当时也找了傅作义，但是傅作义没有答应拆除。所以这次他一看又有抗日的公墓就更生气，找到傅作义之后就说，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和九一八纪念堂违反了《何梅协定》，你必须尽快拆除这些建筑。因为何应钦来电报督促执行协定，日本特务这时要让拆除，傅作义也很生气，他说：“九一八纪念堂、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是在前几年修的，前几年修的怎么能说违反今年的《何梅协定》呢？你让我拆除，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南京政府让我拆除这些建筑的命令。”说的羽山喜郎哑口无言，但他最后说反正是日方的意见，必须尽快拆除。

羽山喜郎走了之后，傅作义考虑，如果拆除了这些建筑，对不起绥远的人民，绥远人民修建这些建筑就是为了纪念抗日事件，拆除了就挫伤了绥远人民抗日救国的感情，也对不起死了的官兵们。但是如果日寇追得紧，何应钦再来电报怎么办？于是，他就此事发电阎锡山和蒋介石请示办法，回电是：遵守《何梅协定》，不许轻启事端。傅作义想来想去，只能隐讳“抗日”字眼，设法把建筑保存下来。果然羽山喜郎又来找傅作义，经过舌战，最后傅作义说：“我可以把‘九一八纪念堂’改成‘公共会堂’；‘抗日将士公墓’改成‘烈士公园’，碑文中的‘抗日阵亡’改成‘长城战役阵亡’。但是，你用‘特务机关’名称搞中日亲善，不但不能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所以我方也不能接受这个名称。我既然决定改变名称了，那你的‘特务机关’名称也必须改变。”羽山喜郎不得已只好同意了，同意改名挂‘羽山公馆’的牌子。这也是日本在华北特务机关中唯一叫‘公馆’的机构。

不久，胡适带着他的小儿子及一行人员，来绥远考察。他于7月5日到归绥，先到傅作义官邸，由傅作义陪同到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祭奠阵亡将士。胡适看到的已是“烈士公园”，“抗日”两字也改成了“长城战役”，新改写的痕迹还能看出来，而且他所撰的碑文也看不到了，被一块刻有“精灵在此”4个大字的石板遮盖了，因此他很不高兴。悲愤地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一首：“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开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以后，日寇开始唆使满蒙伪军进犯绥东、绥远。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鼓舞下，傅作义将军毅然率部进行抗战，取得1936年冬绥远抗战的胜利。全国各地发起援绥抗日运动，慰问慰劳，高潮迭起。中共毛泽东主席发来贺电，称赞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为国御侮”锦旗一面。

1937年3月15日，绥远各族各界在省垣烈士公园举行“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地点就是在今公主府公园，当时人们也称小府村公园。参加追悼会的有绥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三十五军的官兵将士、归绥市的老百姓以及中小学生一共3万多人，追悼会规模盛大隆重。傅作义将军主持大会，国民党中央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赵丕廉、蒋介石的代表熊斌、宋哲元的代表邓哲熙以及何应钦、孔祥熙、商震、马占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另外还有配合傅作义在百灵庙作战的山西骑兵师师长赵承绶，著名学者傅增湘、傅斯年等人也参加了大会。会场设在烈士祠堂前，用席子搭有3个很大的彩棚，彩棚内挂满了挽联、锦旗，置放着许多花圈，烈士祠堂祭案上安放着几百个小灵牌，上面写着每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前职务。纪念塔下被遮盖的胡适撰写的碑文重见天日。

追悼大会于11时开始，由傅作义将军主持，汪精卫主祭，鸣礼炮23响，全体肃立，向烈士灵牌鞠躬致哀，宣读蒋介石、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祭文，还有各团体等代表宣读祭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向大会发来唁电。最后，傅作义亲致悼词。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到9月中旬，傅作义接受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令，弃绥保晋。傅作义在临走之前，又派人把烈士公园纪念塔座下的胡适碑文用刻有“精灵在此”的石板重新进行了掩盖，以避日寇进来之后进行破坏。

日寇侵占归绥8年，烈士公园并没有被破坏，当时公墓北面的公主府东面就是日寇的兵营，据说原因是日寇敬畏神灵，敬畏英雄，哪怕这些英雄是自己的敌人，所以没有拆除和破坏整个公墓。然而日寇对九一八纪念堂始终视为一个眼中钉，虽然1935年改名为“公共会堂”，但是在1944年日寇还是把它放火焚烧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到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吊唁阵亡的将士。1946年清明节，据一个聆听过傅作义在公墓讲话的李福生老人回忆，当时归绥市的各中小学生都来公墓祭奠。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后，没有人管理烈士公园了，但是也没有人破坏。可是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遭到了一次破坏，纪念碑前面精美的金水桥和牌坊门上的“烈士公园”4个字基本上都被破坏了，碑南的莲花池也被填平了，烈士的坟墓全部被摊平，烈士尸骨暴露荒野。这期间，傅作义原来部下的老战士白震先生，看到如此对待烈士尸骨，十分悲愤，但他只敢晚间行动，先是一个人去，后来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去，用麻袋、布袋把裸露的尸骨尽可能捡拾装好，能掩埋的掩埋，不方便掩埋的，就装袋带回家，藏在自家凉房里，一直到“文革”结束，看到公园重新修葺时，送交了管理处，以便妥善安置。

1983年，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拨款维修烈士公园，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修葺一新，供各族人民敬仰烈士。董其武将军为此写诗一首：“巍巍大青山，浩浩烈士魂；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民；抗日怀壮志，杀敌岂顾身。再拜告英灵，大地已回春。”

1996年5月28日，内蒙古人民政府确定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开辟为公主府公园。每年的清明节时，这里桃花盛开，绿树成荫，人们可以在纪念碑前缅怀先烈。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撰碑文的结尾：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