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喋血传奇—我的父亲于学忠在抗战中
    于允科

     我的父亲于学忠原是东北军的重要将领，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担任平津卫戍司令兼东北军第51军军长及河北省政府主席时，就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力主抗日。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将26万东北军中的17万人交父亲统率。在蒋介石顽固“剿共”，严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时，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封疆大吏，曾不顾个人安危，释放了被蒋介石特务抓捕的陈少敏等共产党人。父亲对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的媚日外交非常不满，总是想法抵制；而对凶焰万丈的日寇，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寸步不让。

台儿庄战斗中的中国士兵

    当时，驻在天津日租界的日军经常向中国驻军挑衅。一次，父亲在省政府听说日军全副武装，以大炮、坦克开路，擅自在市区阅兵，直逼省政府大门，气焰十分嚣张。父亲义愤填膺，命令东北军士兵十余人，全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外的马路上，以阻止日军阅兵队伍。日军色厉内荏，终于未能继续鼓噪前进，灰溜溜地滚了回去。此后，父亲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戒严，我亦戒严；日军阅兵，我亦阅兵。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父亲率领的东北军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的对日战役：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

    1938年1月，日寇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利用淮河屏障阻击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消灭矶谷、坂垣两个师团。因此，能否守住淮河关系到北线作战的胜负成败。2月2日，李宗仁向父亲下达了坚守淮河的作战任务。当即，父亲亲率部队赴淮河北岸布防。官兵请示父亲：拼不拼？父亲斩钉截铁般回答：“拼！现在打日寇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我们在中国还能站得住脚吗？”

    为了防止北方的日军，淮河南岸曾修了很多工事，现在日军从南岸来攻，父亲的部队只能在光秃秃的北岸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父亲以两个师的兵力约两万多人，死守小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日寇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残酷。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副军长韩博文对父亲说：“你是集团军总司令，你不必守在前线。”父亲回答：“我兼着51军的军长，不能离开这儿半步。”尽管与日军相比，敌我无论人员还是装备差距都很大，但中国军队寸土不让，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被敌机炸开的缺口又被一个个血肉之躯全力顶上。在连续8天的昼夜防守中，51军伤亡近7000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使日军伤亡达9000人。

    父亲奉命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他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殿后，在掩护撤退中，该部曾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五战区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淮河阻击战及台儿庄战后掩护各部队撤退的战斗的胜利，与父亲一直在51军中保护共产党员、重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51军建立起秘密组织系统。军部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两个师建立了特委，7个团建立了总支，许多营、连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300人。淮河阻击战之前，由刘培植、解方、贾陶、王西萍、王学明等人组成的中共51军工委号召全体党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河阻击战是“七七”事变以来，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后，单独由东北军部队首次顶住日军疯狂进攻的一次激战。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在《大众报》上进行连续报道。

    1942年8月19日，父亲在山东莒县唐王山遭日伪军包围，史称“唐王山战役”，敌方总指挥为冈村宁次。日军两个混成旅、百余门大炮和十余架飞机参战。战斗异常激烈，父亲的右臂、右腿都被炸伤。阵地上敌人“活捉于学忠”的叫嚣不绝于耳，战斗从早晨直打到下午五点，后来，副官黄起军背起身负重伤的父亲随部队一起杀出重围。

    1943年5月11日，日伪军2万余人扫荡沂鲁山区。5月20日，在沂源董家峪战斗中，父亲率部突围成功，转移到安丘以东地区。5月底，汉奸张步云带领日寇夜袭苏鲁战区总部，战斗中父亲两臂又受枪伤5处，为了民族的解放，父亲先后四次负伤，一次次濒临死亡，但是他坚决抗日，矢志不渝。

    抗战胜利后，父亲坚决不肯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前，企图将他裹胁去台，但他躲到重庆的乡间。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派飞机将父亲和我们全家人接到北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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