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1896—1937）字鼎芳，原名王海山，1896年出生于宾州厅东偏脸子屯（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州镇）。东北军主要将领,长城抗战时为六十七军军长。

    1912年(17岁)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改名王以哲。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被派到直军王承斌部，由见习官当了少尉排长。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沈阳)，投效于张作霖。当时张学良正在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之际，大事改革奉军腐败制度，编练新军，多方延揽正式军校出身的人才。王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张学良遂派王以哲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后改称为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开始任排、连长职务。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魏益三为上校队附负专责。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一书(奉天萃斌阁出版)，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之名乃初露头角。 　　
　　1925年教导队第四期成立(笔者就是考入这一期的)，队附魏益三调职，由二十五团当中校团附的王瑞华升充。王以哲升充第三营少校营长(当时教导队编制是：步兵三个营、炮兵一个营，工兵、辎重、骑兵各一连)。教导队第四期学兵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反奉”，当时奉天省城极为空虚，没有军队。张作霖坐镇沈阳，在万分危急中令王瑞华以教导队官兵为基干，克日编组补充旅。王瑞华升为少将旅长，王以哲由第三营少校营长超升为第三团上校团长(第一团团长韩光第、第二团团长范先炜、教导队中校教育副官邵文凯调充上校参谋长)。王受命后即以兵工厂的武器，装备新军开赴兴隆店、巨流河一带构筑阵地，阻击郭军东进。王以哲同时建议为阻碍郭军前进，将铁路沿线的水塔悉数破坏。这个建议，正与张作霖的英籍顾问伊雅格的建议不谋而合。因此，郭的专列指挥车在未到达白旗堡(现在大红旗)以前，因机车缺水不能前进而失去战机，奉军大举反攻，倒戈失败。最后，郭不得不弃车徒步而逃，走到新民县终被奉军所俘，郭松龄夫妇惨遭杀身。 　　
　　1927年6月，军团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升充少将旅长，旅司令部仍设在旃檀寺内。1928年，王以哲随张学良将军赴保定督战，鉴于当时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卫队旅在满城、望都又扩编为师。番号是：陆军第十九师(因为张作霖已当了大元帅，把东北二字取消了)，王以哲晋升为中将师长，辖两个步兵旅：第一旅少将旅长黄显声(别名警钟，1938年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最后惨遭杀害于重庆渣滓洞)，辖三个团，即卫队旅的三个团；第二旅少将旅长荆德文，辖三个团。团长有：唐聚伍、马龙骧、常经武；师直属队有：机关枪队(于景岩)、迫击炮队(胡魁武)、战车队(李振元，有轻型坦克12辆)、汽车队(纪刚)、教导队 (王治澜)。陆军第十九师除教导队在北京南苑驻扎外，其余各部队均驻在满城、保定地区。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师开回沈阳。 　　
　　1929年元旦，东北四省易帜，一律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沈阳市各机关、学校、商店同时悬挂了鲜艳的新国旗，气象一新。是日全旅官兵都集合在北大营的大操场上举行“团拜”。“团拜”后，王以哲讲了话，阐明为什么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旗的由来。最后他说：“孙中山领导国民党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我们东北完全拥护这一壮举。革命是用鲜血换来的，人民不再受战争的灾难了。我们全旅官兵从今年起，要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国家，御外侮，雪耻辱，以尽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这篇讲话全文，后来，油印发到各连、排，作为向士兵进行教育的讲话材料。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七旅旅歌(寄调满江红)歌词是：痛我民族，屡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飘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摩，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 　　　　
　　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九·一八战争发生后，王以哲在城里即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取得联系，于9月19日早晨，王以哲带领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车去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汇报情况。迨部队到达北平后，王以哲受命积极整顿军队，补充军械、装备，训练士兵，军容稍有恢复。 　　
　　1932年夏，王以哲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1932年1月，蒋介石扩大部队编制，在原有旅的番号上。又加个“一百”而改称为师。第七旅改称一O七师。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将入关的东北军约10余万人，以师为单位，组成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等四个军。于学忠兼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为五十三军军长，何柱国为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六十七军辖一O七师、一O九师、一一五师。于同年秋开到古北口、密云县、怀柔县一带。以一O七师占领古北口、青石梁一带，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并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　　1933年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军分会委员长，调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到滦东地区(军部驻迁安县榛子镇)，协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在长城各口与日军作战。以后由于“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战役告一段落。是年秋六十七军全部开赴京汉线的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整训。 　　
　　1934年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全部开往湖北省孝感、麻城地区，曾与红军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接触，所属一一五师(姚东藩)的一个团被红军消灭。由此，王以哲深感红军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5年，六十七军又转调陕北，进出在洛川、肤施(延安)地区，所辖一一O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大、小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师长何立中战死，六十七军主力陷于被包围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以前在洛川、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从陕北红军根据地瓦窑堡回来，见到军长王以哲，传达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王以哲在彷徨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就在于团结抗战了。他毅然决然向张学良将军建议，与红军合作，并令高福源晋见张学良面陈机宜，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政策。

  1936年3月间，张学良将军赴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见，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座。同年9月间，王以哲军长接到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兹将原文抄录如下：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敬颂公祺。 　　　　　　　　　　　　　　　　　　　　　　　　　　　　　　　　　　　　　　　　　　毛泽东 　　　　　　　　　　　　　　　　　　1936年9月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东北军内部是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认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仗；对少壮派军官的主张及活动很有反感。少壮派军人认为王以哲是主和的顽固派，竟于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将军杀害了。王死时年仅41岁。王以哲牺牲后，周恩来前往吊唁。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发唁电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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