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王文川生平
贾元良
发布时间:2010年2月2日 11时17分
中国二战老兵,上海淞沪抗战八百壮士之一王文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王文川,1918年5月出生,祖籍安徽省寿县,全家以务农为生,家境非常贫困。1933年,16岁的王文川为减轻家庭负担,便加入国民革命军张治中部第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驻守江苏省无锡,进行巡防,当时师长孙元良、旅长彭巩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连长雷雄。 进入国民革命军后,聪明勤奋的王文川从一个学兵开始作起,经过四年德国化军事训练,他被部队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射击手,他所在的第88师也被整训为中中国军队队抗战精锐的德国装备师。随着日本侵略者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战争的气息日益浓重。王文川随部队多次以日军作为假想敌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空隙,部队高级官长经常组织大会,要求所有官兵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所有官兵都要统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日本人是中国的第一敌人,我们不把它消灭了,它就会消灭我们;为了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只有我们消灭它,别无任何幻想可言!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之前,王文川随88师由无锡秘密紧急调往上海,加入抗战序列。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后,王文川随部队在上海宝山路、八字桥、闸北等地与侵华日军进行猛烈交火,3个多月的战火连绵,王文川身边的战友伤亡殆尽,88师已经进行了5次兵员补充,王文川身边的新面孔是越来越多,战友的巨大阵亡没有使王文川胆怯,而是使他更加痛恨日本人,他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精,俨然成为了一名老兵。就这样中中国军队队用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把日军拖住在上海到10月下旬。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中国军队民的抗战热忱。
1937年10月26日上海战况直下,坚守闸北上海北火车站街心地堡数周的王文川接到团长谢晋元的紧急命令,要524团剩余人员紧急后撤到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中据守,掩护师主力转进,夜晚时分王文川扛着“马克沁”重机枪散件随团长谢晋元进入了那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四行仓库,成为了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团长谢晋元为了恐吓日军,对外宣传守军越多越好,给日军放了话中中国军队队88师有800多人据守在四行仓库内。
是夜,王文川与战友在四行仓库一层选择好隐蔽射击位置,立即将“马克沁”重机枪组装完毕,进入防守状态,大家在仓库内都不敢大声讲话,只能小声传命令,以免暴露目标。当时德国“马克沁”重机枪扫射时要由3个士兵组成一组进行操纵,即一个射击手、一个送弹手、一个射击副手。如果将后勤人员算上要6个人伺候,即要另加上3个弹箱搬运士兵。在夜色中王文川利用公共租界探照灯的余光观察四行仓库北面日军活动,并不时进行局部扫射杀伤小队日军。天亮后,日军发现了四行仓库内有中国军队防守,便组织步兵与野炮协同进行进攻。王文川在四行仓库一层利用隐蔽位置不停地对日军进攻小队进行扫射,王文川身边的刘姓送弹手是河南人,也是个不到20岁的年轻娃子,这时他看到日军步兵密集逼近,王文川双手紧握机把左右摆动猛烈扫射,为使重机枪供弹畅顺避免卡壳,便欠起上身将掸链抬高了一些;可是没有几秒钟后,因为他供弹姿势太高,旋即被日军流弹击中头部,当时阵亡于地。70年后王文川回想此刻,仍痛心不已,身边一个战友就这样瞬间失去。 1937年11月,四行仓库孤军被英租界当局监禁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进了孤军营后,王文川和战友们的武器被收缴了,这时大家都哭了,因为武器是战士的命根子,战士离开了武器就没命了!在4年的监禁期间,团长谢晋元组织部下每日早上出早操,上午上军政课.....,谢晋元待兵如子,他考虑到王文川对日作战英勇,将其提拔陆军少尉排长,后晋升上尉排长,后晋升上尉连长。王文川也在4年中学会了织袜子、唱歌、摄影、打篮球、吹口琴。团长谢晋元一年后遭汉奸遇刺身亡,王文川与战友们绝食4天,要求英租界当局严惩4个汉奸。在各方压力下,英租界法院终于判决4个汉奸死刑。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走。被困了四年的孤军全部成了日本军队的战俘。不久,日军将孤军分别押解到孝陵卫、杭州等地做苦工。王文川随连长雷雄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裕溪装卸煤炭。
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1942年底王文川侥幸在侵华日军的眼皮下逃亡。从芜湖逃出来,沿街要饭奔向陪都重庆去找组织。从安徽芜湖到四川重庆遥遥千里,王文川靠双脚坚定地走完了这千里路,在这一路上,他破衣遮体,沿街乞讨,每每他要饭时,向过往百姓讲他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散兵后,各地百姓很优待他,不仅给吃管饱,还管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到达了陪都重庆大坪的陆军散兵收容总部。并向组织告之自己是四行孤军八百壮士之一,即被组织重新提升为少尉军衔,在重庆警备区任职以资奖励。
1946年王文川被调往北京陆军总医院,任后勤军需官。在陆军总医院任职期间,他结婚成家,并先后育有1子4女。1949年初国共北京战事和平解决,陆军总医院被收编,由此王文川脱离军界,做了一名北京普通老百姓,以做一些小生意谋生。
1954年政府进行“公私合营”后,王文川进入北京轴承厂工作,后因病离职。上世纪60年代初,王文川在北京安定门办事处的协助下,自己创办一个综合门市部,专门修理各种轴承,不久后他创办的综合门市部被合并到北京东城区电器厂,该厂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北京起动机厂。
上世纪的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文川由于“历史问题”受到一定冲击,每天被迫写所谓“交代材料”,每天被迫去干厂内最脏最累的工作,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终于他的身体被搞垮了。
1972年54岁的王文川患上了脑血栓,以至长期半身不遂,与轮椅和氧气瓶长相伴,靠不多的离休金和子女的帮助度日。
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以前,王文川从未向子女说过自己就是当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
2005年新春伊始,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拜望八百壮士之一的王文川老人。相继,北京电视台也连续播放了对王文川老人的采访、和对71年前淞沪抗战的回顾。
200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70周年纪念日之际,王文川老人重返上海,祭拜团长谢晋元和为国捐躯的战友们。
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王文川是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民族英雄。
二战老兵、八百壮士王文川先生谢世,我深感悲痛。愿王文川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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