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者看来，西松公司的这份和解书充满了猫腻，不愿意接受这种屈辱式的“救济”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月生活费只有300元的韩英林在病床上拒绝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日前提出的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他是目前唯一在世的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作业所的受害者，今年已93岁高龄。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华人劳工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记载，西松建设曾在二战期间强掳并奴役中国劳工，地点分别在日本新潟的信浓川作业所和广岛的安野作业所。　　4月26日，当日媒刚刚报道了西松建设在东京简易法院法庭上与“新潟县信浓川水电站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实现和解的消息后，韩英林的两个儿子特意在第二天一早从河南深州赶到了北京。他们和另外4名劳工受害者的遗属一同表示，拒绝与西松建设和解。

　　“西松并没有实质性的道歉，而且这种有救济色彩的赔偿金实在有辱我们。”韩氏两兄弟说。

　　二战65年后劳工再遭“绑架”

　　此前，日媒报道的“和解”新闻称，西松建设承认在二战期间强掳中国劳工到信浓川工程事业所做苦役的事实，表示深刻反省和谢罪，并向183名受害者支付解决款总计1.28亿日元(1美元约合93日元)。

　　“中国被掳劳工联谊会”随后在东京发表声明说，西松建设公司与“新潟县信浓川水电站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实现和解，是长达十几年斗争的成果，朝全面解决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迈出了具有意义的一步。

　　但韩英林向儿子耻笑“和解方案”时说，“这完全是哄小孩子”。

　　据加拿大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共同主席列国远介绍，1997年起，5名原告代表183名受害者提起诉讼。但去年，原告的日本律师绕过5名原告，通过当地的劳工组织联络了一群没有直接参与索赔的信浓川中国劳工受害者遗属，让他们取代全体原告与西松签署“和解协议”。

　　“所以，签定条款的这40位受害者遗属不能成为参加索赔的谈判代表团，他们只能代表一部分受害者。” 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代理律师康健为此愤愤不平。

　　4月19日，康健代表原告向西松公司发出抗议信，谴责西松建设将原告强行绑架到西松“和解圈”的行为，要求西松公司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但西松公司并未作出回应。康健斥责道：“这种做法与二战时绑架中国劳工有什么区别！”

　　“赔偿”被“救济”暧昧取代

　　她表示：“我们并不反对和解，但西松不能以傲慢的态度和制造假象来推卸责任，这是违背尊严的和解。”

　　康健仔细分析了西松提供的“和解书”，她说，西松刻意地淡化了责任。

　　“和解书”的前两条写道：1、信浓川案件是基于“有关向内地引入华人劳工”的内阁会议决定造成的历史事实。申诉人承认申诉人承认这一事实，作为企业承认其历史责任、深刻反省，对信浓川案件的幸存中国劳工及其遗属表示谢罪。2、向对方支付的金额除了对受害者的偿金之外，还包括未联系上的受害者的调查费用、祭奠、追悼等费用等。

　　在康健看来，强掳劳工是由日本政府和西松公司一起实施的，日本法院也已认定了这个事实，“但是西松公司在和解条款中，全然不提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只是说‘引入’，这个谢罪是空洞的，反省也是空洞的。”

　　条文中的“偿金”一词也引起了康健的注意。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个词在日文中是“救济”的意思，日本只在解决慰安妇问题时曾用过这一词，还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让康健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中国劳工在“和解条款”上签字，即意味着中国劳工接受了“请求权已放弃”这一错误结论，并接受了加害企业西松公司的“救济”。“中国人当年遭受的重大人权侵害，就会以这种方式被暧昧处理完结。”

　　其他企业可能会模仿西松

　　远在加拿大的列国远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她说：“这个和解书没有原告没有赔偿，有的只是放弃索赔权，对这种所谓的‘和解’，我实在是闻所未闻。”

　　列国远担心，如果这种具有屈辱性的“和解”得逞，会引起连锁反应：日本企业会以此模式套用到其他强掳中国劳工的索偿案上，逐步蚕食及分化受害中国劳工的谈判力量。“然后不需要真诚道歉、谢罪，仅以小量的金钱就将他们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暴行一笔勾消。”

　　考虑于此，“史维会”及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一方面对原告维护尊严之举给以道义上的支持，一方面向他们捐款35万元人民币，以支援原告继续对日本政府及血债企业索偿斗争。

　　资料显示：从1995年迄今，中国劳工共向日本法庭提起了15件诉讼案，目前已审结10案，其中3件“和解”、7件败诉。而“和解”案子中，中国劳工大多只能得到极少补偿。

　　列国远表示，加拿大“史维会”正在筹划发动各地华人来支援其余对日索赔劳工案件的受害人。

　　劳工内部存在分裂意见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劳工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现实的困境造成了中国劳工某种程度上的内部分裂。

　　去年10月，西松建设公司曾在东京简易法院法庭上与“广岛县安野电站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实现和解，向360名中国劳工谢罪，并给予了2.5亿日元的赔偿。这起“安野和解”当时即遭到康健的抨击。她说，安野和信浓川不应该被分开对待，廉价的补偿更难以显示日方的忏悔和诚意。

　　然而，84岁的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当时也表示：“能活着得到赔偿，心里就舒坦了。”

　　不过，如今信浓川劳工案的5名原告至今还坚守自己的原则：尽管东京法院终审后他们已失去了诉讼的资格，但他们仍希望把诉讼打到中国。一名劳工遗属说：“我们无意对接受和解协议的劳工遗属作出评价，但我们几位的态度是一致的。”

　　来京前，韩英林的儿子韩占言特意写了一封反映自己家庭遭遇的信，信末尾写道：“如此残忍和无人道的虐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100万人民币，200万人民币，又能愈合当年的痛苦和创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