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昭琨，字玉璞，一九○五年生于山东郓城。十七岁时(一九二○年)参加西北军冯玉祥部队,担任冯玉祥的勤务兵，也叫听差，开始了从戎生涯。冯玉祥穿着大棉袄扎着外腰，抱着他的孩子与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夫人李德全三口人的合影解放后尚存于我家中，四清和文革时我弟妻怕事，将此照片烧毁。同时还烧毁了与张自忠等战友合影的所有照片。

一九二三年冯玉祥指派我父亲到天津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我父亲在军官学校炼了一身好武艺，攀单杠、双杠，耍大刀，跳板样样精通，翻墙和走平路一样。毕业后在抗日将领宋哲元部下任少校军需副官。

一九三○年西北军改编成二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冯治安、张自忠分别任三十七、三十八师师长。王昭琨任财物处长，一起工作的还有吕云斋、赵登禹、佟麟阁、杨西更、陆学书、张文彬等。

一九三○年宋哲元军长送给其下属军官每人一个鱼缸，两个茶碗。茶碗上有宋哲元军长亲笔签字。（和平 仁爱 信义 忠孝八字。军长宋哲元敬赠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字样。碗底有宝晋钱厂字样）。我母亲、姐姐、哥哥随父亲住在北平（北京）锦市坊街北头，宋哲元住锦市坊南北街路西。宋哲元儿子小名叫“犬”。宋哲元喊他“狗子”。一九三一年保定路军军官学校招收60名人员培训公安干部，宋哲元介绍父亲去保定学习，在保定培训半年。宋哲元委派父亲王昭琨去察哈尔省张北县戍边，任张北县公安局长兼任营长每月加薪80大洋。后来我父亲又调到绥远省来源县任公安局长。

一九三一年保定路军军官学校招收60名人员培训公安干部，宋哲元介绍父亲去保定学习，在保定培训半年。宋哲元委派父亲王昭琨去察哈尔省张北县戍边，任张北县公安局长兼任营长每月加薪80大洋。后来又调到绥远省来源县任公安局长。

一九三三年日军扩大侵华战争，数十万大军逼近我华北、京、津、唐、长城一线。国难当头宋哲元一声令下，将我父亲王昭琨调回二十九军部队，委任为团长，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开赴我华北边陲喜峰口抗日前线。 

三月九日下午四时，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以数辆装甲车为先导，大举进攻遵化东北五十五公里的喜峰口，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及日伪军，以十余辆铁甲为先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喜峰口外十公里的孟子岭。傍晚日军又抢占了喜峰口东北长城制高点。接着喜峰口西边的山顶上也飘起了一面膏药旗。喜峰口口门完全陷于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喜峰口的前沿阵地由37师师长刘自珍、109旅副旅长何基沣驻守。抢占制高点的日军发现中国守军后用大炮重机枪向中国军队猛烈炮击和扫射。面对狰狞面目的日本侵略军，中国军队不忘国耻，官兵们怀着满腔怒火，用复仇的子弹还击日军。109旅特务营在浓烟中匍匐前进，在夜幕下冲进日军阵地，拔出刺刀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大刀飞舞，喊杀声震天，日军纷纷倒下，膏药旗杆被拦腰砍断。惊魂未定的日本鬼子不知来了多少中国兵，狼狈退下山去。不一会，日军又向喜峰口东山头扑来，这次我军死伤惨重，数十名抗日战士战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日军又一次攻占了喜峰口制高点。正在危机时刻29军先锋团团长王长海率团增援来了，王长海身高7尺，战士们个个红黑粗壮，战士们喊杀声震天，从两侧3次冲向日军，3次被日军赶下来，何基沣挥舞着大刀大喊一声：“兄弟们，为了民族的生存，消灭日本鬼子，冲啊！”抗日战士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冲上了山头，又一次夺回了制高点。山头上又留下了100多具日军尸体。

  同日日军1000余名数次向我喜峰口两侧阵地及老婆山、南山攀及铁门关进攻，彼此肉搏数次，我官兵伤亡500余名。我长城阵地仍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我父亲王昭琨随师长赵登禹赶到了长城前沿阵地。赵师长向何基沣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把部队部署到各自阵地。不一会日军跟随在数十辆坦克后端着刺刀，黑压压，密麻麻，像滚滚乌云压向山岭。日军已失去耐心，他们下了最大的赌注，准备用肉体和鲜血火拼中国军队，毁灭这里的一切。将二十九军阵地变成尸山火海。可是，尽管日军武器精良，但在善于格斗的二十九军官兵面前，大炮、机关枪没了用场。二十九军官兵如猛虎下山，举起仇恨的大刀，砍向日本强盗，杀的血肉横飞，天昏地暗。大刀战胜了日军的机关枪。日军惊叫着滚下山去。吃了亏的日军，更加穷凶嫉恶，以飞机大炮论番轰炸。训练有素的29军将士，誓死抗日保国，与日军刀对刀,枪对枪。

11日师长赵登禹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夜袭日军，20时，赵师长扶杖在前，率2000余名官兵，沿滦河暗疾走。12日4时抵达日军阵地蔡家峪。战士们如兵从天降直扑有20几门大炮的日军炮兵阵地。顿时杀声四起，枪声、炮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正在睡梦中的日军鬼哭狼嚎， 赤条条的被刺死在被窝里。副营长过家芳还夺取了日军大佐的军用地图和手枪。本来是炮兵的二营把日军的大炮调转方向，瞄准日军的后防阵地连打20多炮。日军不知炮弹从何处飞来，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此次夜袭，共破坏日军大炮18门，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砍杀日军数百名。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中国军队又牢牢的控制了御敌的重要关口—喜峰口。自3月9日至4月13日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残灭日军3000余名。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新神话。取得了抵抗日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喜峰口抗日大捷轰动了全中国，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是根据二十九军大刀队的事迹谱写而成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日本军再一次发起对喜峰口的猛烈进攻，父亲王昭琨率部奋勇杀敌，但由于寡不敌众，父亲所防守的喜峰口阵地又一次被日军占领。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我父亲身负重伤，昏迷在死人堆里。苏醒后，他挣扎着从战死的战友身边爬起来，自己包扎好伤口，忍着疼痛和饥饿，躲过日寇的搜索，踏上了回家的路，从喜峰口到二十九军总部天津，路途遥远，我父亲的鞋都磨破了，饥饿难忍他把自己的一双袜卡子送给一位好心的老乡，那位老乡也把家中仅有的几块熟地瓜和一双布鞋送给了我父亲。父亲辗转数百里，终于回到了天津，找到了部队。与此同时，他的战友已捎口信给尚住在北京的我母亲：“王昭琨已战死在战场上，我来帮你们收拾一下，你们回老家吧。”我母亲不肯放弃，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不能这样回家。”从此，我母亲天天指派我姐姐到大街上，查看从长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中有没有我父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望眼欲穿，朝朝暮暮盼着父亲早返归途。50天后，父亲大难不死，他辗转天津，回到了北京老家。我一家老小相拥大哭了一场。

喜峰口作战的纪念品是一对七寸长一寸宽的铜尺，有一只上面签有：“玉璞仁弟惠存”另一只签有:“兄孙肇孔敬赠22年终”。我母亲、姐姐都说是父亲拿回的喜峰口作战的纪念品。孙肇孔是何许人尚不得而知。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住丰台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进行军事演习，被我二十九军严辞拒绝。日军以一名日本兵失踪为由，以猛烈的炮火袭击宛平城。二十九军忍无可忍，痛击了日本侵略军。七月七日日军向泸沟桥发起总攻。这就上震惊世界的“七、七抗战”。十六日日军从大本营调动十万日军来华；十七日又调四十万日军来华。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由于寡不敌众，二十九军战败。二十三日师长赵登禹、付军长佟麟阁被日本飞机炸死在高粱地里。王昭琨负伤，回到北京。当晚，宋哲元试图用谈判阻止日军进北京城未果。他感到大势已去，便化装逃出北京。“七七”抗战后，在日本铁蹄下的北京城，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火阵地上的无数生灵，肉飞血溅，家破人亡，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生灵涂炭，惨不忍睹。众百姓日断炊烟，夜不能安枕，流离失所。在此种情况下，王昭琨不得不先乘火车把家眷送回老家山东郓城后再返回战场。祸不单行，火车被日军飞机炸毁，车上乘客死伤严重，我家七口幸免于难，但却在灾难中失散了，千辛万苦一家人辗转回到老家郓城。

一九三八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山东郓城被日本占领。日军住城里，八路军住农村与日军打游击战。八路军将领杨勇在鲁西南打游击。王昭琨经常暗自与杨勇会面。并给八路军买机关枪、步枪等。在送交武器时，杨勇要送给王昭琨一辆马拉的轿车让他坐车返回郓城，王昭琨嫌太显眼不敢要，杨勇又给王昭琨一个比自行车还跑的快的走驴。

日本的忠实走狗——汉奸县长刘本功，想在郓城组建汉奸部队。他们暗中给王昭琨送来委任状，委任他当汉奸区长，王昭琨身为坚强的抗日战士，恨透了出买祖国人民利益的走狗汉奸，怎么能与这伙民族败类苟合？他婉言退回委任状。刘本功大怒，扬言武装聘请。几天后即把其弟王昭佩抓到日本监狱，依通“共匪”罪名抄家。撑杆、压杠、灌辣椒汤。压断了两根肋骨，用尽了各种酷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抓我叔的目的就是逼我父亲就范，我父亲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又卖了十七亩地才把叔叔从魔掌中解救出来。汉奸们认识到王昭琨决不会与他们合作，就动了杀机，一九四三年五月一个晚上九时许，由汉奸王兆光、司洪纪、范志新派人将王昭琨骗至大门外100米开外的角落里开枪杀害。一个跟随抗日战将冯玉祥、宋哲元、战友张自忠、赵登禹驰骋抗日疆场的英雄倒在了日本汉奸的屠刀下，年仅39岁。同年秋天，又将其二儿子王宪臣吊死在树林里，斩草除根，何其毒也！并扬言男人告状杀男人，女人告状杀女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解放后，杀我父亲的王昭光、司洪纪等全部被政府处决。

王昭琨死后不久，八路军将领杨勇路过童林时曾派人寻问王昭琨情况。另外，王昭琨还上济南反映民税杂多之情况，为民抗盐税，受到当地民众的称颂。当地还有一首称颂王昭琨的歌谣。

                                     （编辑 元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