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义勇军到中条山战役的孙麟将军

孙小麟 孙幼菊

                 步入西北军

孙麟、字伯坚，晚年用名寿仁。1894年1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五站镇（现在五站镇归肇东县管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孙麟的爷爷是从河北省丰润县孙家庄挑着行李逃荒过来的。孙家祖传的手艺是制爆竹。来到五站不几年，经过辛勤的劳动，除爆仗铺外，还开了一个糕点铺，购置了一些自给自足的土地。孙麟出生时，其家庭生活在五站已属中上水平。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除向日本割地赔款外，中间调解人俄国在华也进一步获得了许多优惠，如中东铁路经营权等等。大批俄国人借机进入到哈满一带经商或居住。是年冬，孙麟出生时，恰值一队俄国人从五站经过，所以孙麟小名叫“毛子”。 孙麟叔伯兄弟五人，孙麟排行老四。

孙麟六岁时开始放猪，儿时十分淘气，但非常喜欢读书，立志长大报效祖国。十二岁进私塾，十四岁进黑龙江省讲武堂。1914年考入北京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毕业后随杨兆林及炮兵科几位同学一起被北京陆军部分配到湖南常德冯玉祥第16混成旅任见习排长。

孙麟喜欢书法和古诗词，在见习排长期间，军务之余每日练习大字和写诗填词，深得冯玉祥的器重。见习期满后任鹿仲麟部模范连副连长兼教官。1920年升任学兵团营长兼教官。1923年在北平南苑任西北军高级军事教导团战术教官兼副团长。

1924年夏，孙麟回黑龙江探视母病，返回北平时路经沈阳，见到郭松龄。那时郭急需人才，就强行留下孙麟。郭松龄将孙麟安排在第一军某团任团长，驻守在沈阳皇姑屯一带。

由于孙麟没有参加1925年11月份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受到张学良的信任，晋升为少帅警卫团团长。1926年底，孙麟在皇姑屯与黄景荣结婚。

孙麟在军务之余仍旧坚持每日写大字和写诗填词。孙麟的书法和诗词中的爱国情怀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为了给奉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1927年张学良送孙麟进陆军大学第八期深造。

孙麟进陆大学习时已过了儿立之年，从小立志报效国家的孙麟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刻苦，经常读书到深夜，在校各科成绩优异，尤以英语学习更为优秀。为学好英语他还请了一位外籍家教，三个月就能看英文报纸了。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克北平，1928年8月陆军大学复校时有第八期学生80余人，绝大部分是由奉军和直鲁军选送的。国民政府初拟不予承认，全部解散，继因奉军易帜条件中有保留陆大第八期学生继续学习的要求，乃保留下来。但国军不少干部歧视他们，特别是第九期、特一期学生在校初期，视他们为“俘虏班”。经一段时间的共处，感情融洽后，才化除分歧。由于孙麟发奋读书，在陆大同学中成为美谈，逐渐地与特一期部分学员关系密切起来，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忧国忧民，抵抗外耻、报效祖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共同的理想使孙麟、卫立煌、金奎壁、郭殿臣、廖安帮等八人结为金兰之好。

三年发奋读书给孙麟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陆大毕业时孙麟的肺结核已严重到吐血的程度。张少帅得知后，立即送孙麟去香山疗养。在疗养期间，听到日本军队在东北猖狂活动的消息，孙麟再也无法继续养病了，他几次给少帅写信要求归队。黑龙江督办万福麟并不了解孙麟的身体状况，1931年春节前他答应了孙麟到抗日第一线去的请求，委任孙麟为黑龙江省东北军步兵第二旅上校参谋长。

            东北义勇军抗战

1930年万福麟保荐苏炳文由督署中将参谋长调为黑龙江第二旅(两团制)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区警备司令兼哈(哈尔滨)满(满洲里)护路司令。九一八战争前万福麟与张学良等在河北省与石友三作战，主要兵力都带到河北去了。黑龙江省军政事务由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谢珂代拆代行。九一八战争后由中央国民政府发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黑省军队总指挥(原黑河镇守使兼黑龙江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战争后在马占山未到齐齐哈尔前，日寇军队未到黑龙江境内，仅洮南镇守使、汉奸张海鹏派兵一部在嫩江桥附近进行侦察活动，而苏炳文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无所措施。九一八战争爆发后，苏炳文曾派孙麟到哈尔滨与丁超(吉林某旅旅长)联络一次，丁当时亦无主张。俟马占山发表黑龙江主席后兼军队总指挥，于1931年10月20日到达齐齐哈尔上任时，嫩江桥附近已发现有日寇活动，局势颇为紧张。马占山召集各旅长（苏炳文，程志远等）会议，决定由各步兵旅中各抽调一团，骑兵第一、第二两旅均全部参加作战。适由索伦屯垦区开来苑崇谷旅还有炮兵一团亦参加作战。共有步兵两旅、骑兵两旅、炮兵一团，兵力虽不很大，但初期作战时，日寇不过一个联队，尚可应付。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桥发起攻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当天下午6时，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马占山指挥所部在嫩江东岸占领阵地。日军趾高气扬地沿着嫩江桥两侧，向我军阵地猛攻。我军各旅配合炮兵发挥猛烈火力，以严密的火网向日寇沉着射击，日寇伤亡甚众，终至溃退。我军打了一个胜仗，抗日将军马占山的声誉很快地传遍全国，并且世界驰名!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了“马占山牌”香烟，画着马占山将军的像。凡是吸到这种烟的人，都感觉到这种香烟特别香甜!马占山在嫩江桥抗日的事迹，真是令人兴奋，为国增光!

但是从1931年11月8日开始，日军在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激烈而艰苦，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从17日到18日，日寇败退后又增加了大部兵力，约有步兵一个旅团以上为基干的步、骑、炮、空联合部队，复向我军阵地猛攻。上有空军轰炸，地下有优势炮兵和步兵轻重火器集中射击。日军1万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强攻，我军虽然被日寇火力压倒，并且众寡悬殊，但是我军当时并未示弱，士气很旺盛! 步兵把机关枪架在树上，炮兵把炮仰起相当的角度射击日寇飞机，各兵种死守阵地，顽强抵抗。这样苦战数日，这时马占山的部队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8日下午6时许，最后弹尽援绝，不得不退，以图再战。苑崇谷旅和炮兵团，骑兵第一、第二两旅，步兵第三旅之一团等部队都随马占山退走海伦，其余由第一、第二两步兵旅所抽调各团都退回原防，恢复建制。

是役敌军伤亡亦重，闻有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死伤殆尽，这是日军到东北以来损失空前的一次。我军伤亡约600余人，自与日军冲突以来，我方随时将战况向北平报告，新闻记者也发表消息，从此各地贺电有如雪片飞来，我军虽放弃江桥阵地，而全军士气仍极振奋。江桥抗战是“九一八”战争后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战活动，鼓舞了全东北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

嫩江桥抗战后，程志远旅随马占山退至海伦(程原兼哈满副司令)，苏派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王尔瞻赴满洲里办哈满护路副司令事。1931年冬（春节前），万福麟下令晋升孙麟为黑龙江省东北军步兵第二旅少将参谋长。 不久，又派孙麟兼哈满护路司令部驻满办事处主任，将王尔瞻调回。马占山由嫩江桥退到海伦，黑龙江省陷于混乱状态，齐齐哈尔被日寇占领了。海满一带苏炳文和张殿九两旅长在防地未动。，苏炳文态度不明，缄默无言。暗与马占山、程志远等书信往来，极为秘密(秘书主任贺圣达是他的亲信)。苏表面上对孙麟很客气，但有事时并不与他商量。

当时伪满一些汉奸们到海伦去游说马占山降日，而马占山的部队从31年11月4日江桥抗战到32年2月经历数次战役，人员伤亡惨重，武器弹药消耗殆尽。蒋介石的不抵抗，不支持政策和态度，使他得不到南京政府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支援，孤军奋战形势非常严峻。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马占山不得已暂时采取假投降的策略，接受伪满的任职。其后他借机整编部队，补充枪支弹药，粮饷经费。此时国联调查团即将到东北进行调查，马占山认为反正时机已到，就以下部队视察，稳定军心为由，于4月1日凌晨，率官兵200多人，携带关防印信等机密文件和重要物资，悄悄离去。（2）

马占山到黑河后，于4月7日重组黑龙江省抗日政府，自任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再次树起抗日旗帜号召抗日了。以他自兼的黑龙江第三旅为基干，扩大编组，凡是黑河区域内的地方部队，如黑龙江保安队、山林队等都改编新军，给以新的番号。徐子鹤、才鸿猷、邰斌山等都当了司令，并联络邓文、李海青等义勇军，都听他指挥。当时有很多人起来跟马占山抗日。日寇打马占山费了很大力量，用两个师团经常不断地跟踪追击。

1932年春节前后伪满建国时，海拉尔、满洲里一带军政商民等均奉苏令悬挂伪满国旗。当时孙麟正在满洲里哈满护路办事处，与第四团驻在一个营房院内，官兵们对于悬挂伪满国旗表示不满。在正月十五(2月20日)前有一天夜间约12时，孙麟正将就寝，忽听院内枪声激烈，叫第四团团部电话也叫不通。孙麟带随从兵2名，直往团部。他到院内时，枪声很少了，但团部戒备森严。孙麟接近时卫兵厉声问是谁? 团长随从听清是孙麟的声音后，才得进入团部。吴团长说：“兵变了，边排长与李排长带走三四十人，临走时曾向团部攻击。现各营连士兵多赴街中，商民人等均闭门严防”。孙麟对吴团长说：“赶快派官长到街上去把士兵唤回，就说边排长已经逃走，各营连均已平静无事，快回营安歇，其它事情一概不咎。”吴团长立即派人把士兵唤回，即安静了。吴团长又派队追边排长，孙麟就用电话报告苏炳文，并建议派部队由海拉尔截击边排长等。苏派步兵一连乘汽车去截击。因满洲里以东人烟稀少，无路可通，仅向西有路一条。由海拉尔派出之一连，恰好迎头截击，除边排长与李排长逃走外，将士兵尽数捕回，都在海拉尔枪决了。另外有一张排长与边排长同谋，被吴团长看押，报苏后立即枪决。这件事情就这样镇压下去了。孙麟认为是兵变，与悬挂伪满国旗有关。事后苏调吴团长为少将旅参谋长，调孙麟为第四团团长兼哈满副司令。边排长起义的第二天，日本领事和日本特务小原少佐来见孙麟说：“昨天夜间你们兵变了，听说带械兵变走了几个连，并且在街上打死我们侨民一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孙当时回答说：“昨夜确系兵变，但是没有多少，带械走的不过三四十人，其余各营连都没什么事情。”

 这时原住满洲里的日特大尉某要回国，少佐小原是新来的。孙麟接团长后，送旧迎新，设宴招待。接着又是日本天长节，日本领事馆举行招待会。孙与苏都接到请柬，届时苏炳文先一日来满洲里，他们同去祝贺。席间苏联领事也在座，苏联领事讲话后，苏炳文也讲了话，大意祝“日本天皇万寿无疆”，表示贺意。之后，孙麟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总是认为可疑的，迟早总是要决裂，并且下级官兵们都有抗日的浓厚情绪，孙麟就加紧训练。操场、野外、打靶等他都亲自监督，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对官兵训话，说明挂伪满国旗是应付手段，机会一到我们还是要抗日的。从32年2月起，孙麟就在满洲里不断的招募士兵，到4月初以学生为主体的学兵连已有130人，这些学生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孙麟还不断的在士兵中进行抗日宣传，亲率士兵在满洲里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孙麟的影响日益扩大。营连长们都是苏委派的，孙说话不加考虑，他们再添枝添叶地向苏反映，苏对孙始有怀疑。忽然有一天得到一个消息说：“小原要去海拉尔见苏炳文，要求把国际警察队开到满洲里。”孙麟认为这是日寇要在海满一带实行控制的前奏，就随小原乘的那列车秘密到了海拉尔。孙先到苏处说明小原来意，孙麟建议不许可国际警察队来满洲里。如果日寇向海满进攻，我们就抵抗。苏说：“我们共有两个团，不过3000多支枪，打的办法很容易被消灭，这办法不妙。” 孙看话不投机，赶紧说：“这是我的意见，我当然还是听你的。” 苏说：“你赶快回去吧，让我来应付吧！” 从此孙麟就认为苏没有抗日的决心，他是要成心当汉奸的。 孙麟回满洲里后，牢骚满腹，对苏不满，对官兵讲话时总是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第四团第二营柴营长是苏的旧部，他到海拉尔去对苏说：“孙副司令要单独抗日”，“想取司令而代之”等谗言。苏深信之。

马占山的抗日、降日又抗日，在黑龙江省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使日本兵不血刃垂手可得黑龙江的愿望落空。于是，日本关东军首脑看中了态度暧昧的苏炳文。经过一番筹划后，关东军参谋长小丸国昭中将于1932年4月初，把川岛芳子空降到海拉尔，让她代表日军与苏炳文秘密会晤，以高官厚禄为诱耳，诱降苏炳文。

苏炳文对日本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在管辖区内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将部队中的坚决抗日派控制起来。于1932年四五月间，苏借调孙麟到海拉尔开会，就把孙押到呼伦县署，把他家眷也押在县署，不准离开县署一步，叫钮玉庭接了孙的团长职务。

直到1932年9月底，苏令吴德林副司令与第四团团长钮玉庭将日本领事与小原特务诳至哈满司令部看押起来。前督署参谋长谢珂与前某团长金奎璧等均来海拉尔与苏炳文计划抗日。1932年10月1日，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开誓师抗日大会。黑龙江第一旅旅长张殿九及海拉尔军政商学各界都齐集会场。苏炳文向大众讲话，激昂愤慨地表示他抗日的决心。从这天起就又开始抗日了。苏在会前与孙麟谈话对他说：“你不是想抗日吗?现在到了抗日的时候了，以前的事已成为过去不必提了。”这时距九一八战争已经一年有余。苏炳文任黑龙江抗日总司令，张殿九(黑龙江第一旅旅长)为副总司令，以谢珂为中将参谋长，金奎璧为少将副参谋长，以孙麟为少将参谋处长。副官、军需、军法、军医、军务处应有尽有。呼伦贝尔区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王尔赡为呼伦贝尔区警备司令，机构编组很大，而部队仅有两旅(共四团)，另外有骑兵特务连。苏在海拉尔坐镇，参谋处与各处之一部分，派赴扎兰屯行营，张殿九副总司令与谢珂参谋长负责指挥。部队在富拉尔基附近朱家坎一带占领阵地，第一旅张玉珽旅长为前线总指挥。

雪夜进攻富拉尔基。1932年11月初旬，有一天夜间向富拉尔基攻击，已攻进富拉尔基街内。日寇仅有少数队伍，退至富拉尔基面粉厂院内据守炮台，一时难以攻破。又因雪夜严寒，官兵争向百姓家中取暖，适有骑兵(义勇军某部当时未了解清楚)一部从街上跑过，官兵们疑是日寇骑兵来袭，因而溃退。天明收容后，仍守朱家坎一带阵地。以后曾有敌步、骑、炮、空联合部队(约有步兵一旅团为基干)向我朱家坎一带阵地猛攻，苏旅第三团高团长受重伤，割断右臂得保生命。第四团钮玉庭团长因掩护撤退时他早撤一小时，谢参谋长将他交军法处判处徒刑15年。继而日军后退，我第一、第二两旅仍占领朱家坎一带阵地，待机向富拉尔基进攻。  

扎兰屯被日寇袭击。这时候苏炳文在海拉尔又编一个团，因兵员缺乏，仅有实力一营守备海满一带。扎兰屯仅有第—旅少数留守官兵，亦感空虚。第一、第二两旅全部在朱家坎一带与日寇对峙。，在11月下旬，孙麟因感觉士气不旺盛，尤以攻进富拉尔基反而溃退为遗憾。谢参谋长认为孙麟骄傲，写信给苏调孙回海拉尔。有一天扎兰屯忽然被日寇摩托部队袭击，谢、金两参谋长仓皇出走，翻越兴安岭跑回海拉尔。部队28日全部撤到碾子山，刚进入第三线阵地，敌军骑兵旅团由左侧方聚来压迫我军向南方退却，在朱家坎一带的部队均被隔断。29日拂晓，敌军约五六百人，乘装甲汽车由南绕道突袭扎兰屯前方总司令部。敌军骑兵二千余人，敌机6架低飞扫射并投弹轰炸。我扎兰屯兵力不过一营有余。谢参谋长说：“我们的兵力单薄，现在部队被隔断，又无法求援，只好退走西伯利亚了。”

1932年11月30日，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指挥新编的一个营，到兴安车站防守，扼守兴安岭山洞（山洞隧道甚长，工程艰巨，修复困难，铁路方面要求不得破坏）。孙麟当夜就出发了，翌日晨到兴安车站时，日寇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张营长带兵两连在博克图(兴安南山坡距兴安约20里)；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接着张营长来电话请求撤退，孙麟令他抵抗一下，不能望风而退。张营长放下电话时，日寇铁甲车车队已进博克图站。张营长一出门即被击毙，两连兵被击溃，电话也不通了。苏炳文曾派刘参议，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与刘接头后，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于是他们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与之相撞，阻止其前进。孙麟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孙麟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此役振奋中外，当时在上海、北平、香港及欧洲各国报纸均有报道。

孙麟带着仅有的两个连和路警等从兴安岭退到小岭子，以免被敌截断退路(小岭子距兴安20里有通博克图的道路)。到小岭子时已经黄昏，孙麟立即电请苏炳文的指示，得知苏已带全部官兵眷属等安全退到满洲里去了。孙麟亦率兵乘车退满洲里。12月2日午后3时许，到达满洲里。马占山于1932年11月间仅带骑兵数十骑，绕道跑到扎兰屯，与苏炳文会合一起。苏炳文于1932年12月2日与苏联领事洽谈拟退西伯利亚请苏联收容。当日午后即得到圆满答复。4日夜，苏炳文即率所有残部及中东路一部分职员和民众等，乘车退至西伯利亚境内一个车站。在那个车站停了两天，将枪械弹药等都缴交苏联后，继续开赴贝加尔湖西北的托木斯克城。列车在行走的十余天里，车上爆发了猩红热，大多数儿童均感染发病。孙麟的子女也先后感染，待孙麟的儿子感染上猩红热并发白喉时列车上的药物均已用尽，无法实施抢救。12月14日抵达托木斯克。孙麟将病儿送到医院时他已无生还的希望。部队驻在一处，苏、马以及各部职员和眷属等住在一处。都是很好的楼房，有取暖设备，并供给水电、面包、干菜、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极为友好。

1933年4月间，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先将眷属等送至海参崴，乘船经日本海峡到上海；苏炳文与李杜的部队送至新疆边境塔城附近；其余上校以上人员苏、马、李各部共有66人，苏联政府为保证安全起见，先由当地乘车经莫斯科送到波兰边境。路过莫斯科时，颜惠庆大使曾到车站与苏、马、李等晤谈，到波兰境内改乘国际列车，夜经华沙时波兰新闻记者到站采访。第二日早间即到柏林。他们到柏林时，各学校正放春假，中国留学生都到车站欢迎。在柏林停一星期，办理护照及一切外交手续。各部人员分批赴各处参观，每组10人左右，由留学生任翻译。如西门子工厂、波茨坦腓力大王故宫等都参观了。当时刘文岛为驻德大使，曾设宴招待他们。留学生也开会欢迎抗日英雄们。他们在柏林停一星期，又乘车至热那亚，从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大西洋回到上海。途经槟榔屿、新加坡时，华侨兄弟们都欢迎他们下船并招待抗日英雄们。船到九龙时也停一天，胡汉民派他女儿胡木兰接苏、马到广州去(时李杜已赴新疆)。到上海后，蒋介石委任苏炳文、马占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委任孙麟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少将高参。（3）  

   七七抗战，南苑保卫战

“九一·八”战争后，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高涨。到前线去抗击日寇已成为孙麟的最大愿望。他不愿意在南京过舒适的生活，多次向参谋本部请战。1936年春，孙麟最终获准去了前线29军。当时29军处境险恶，日寇频频窥伺，为了提高战斗力，29军在南苑成立了军官教导团积极培训干部，副军长佟麟阁为军官教导团团长，孙麟任军官教导团少将战术教官。为进一步充实部队新的骨干力量，于1936年底，宋哲元聘张寿龄为教育长，又成立了以培训大，中院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团。宋哲元自兼团长。军训团西苑，南苑两分部，于1937年1月正式开学。

29军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官兵都具有保国为民的爱国思想，长城杀鬼子，名震中外，当时拥有十万之众，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孙麟自保定军校毕业后曾长期在西北军内服务，与宋哲元、张自忠、佟麟阁等都是老上下级关系，所以调任29军孙麟感到如鱼得水，情绪十分高昂。1923年佟麟阁曾在“西北军高级军事教导团”受训时，孙麟就是战术教官。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孙决心为培养抗日力量多作贡献。

1937年7月7日清晨，军训团都正在大操场出操，突然听到西边传来枪炮声。卢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南苑部队当即投入了紧张艰苦的备战，挖工事，筑堡垒。日本鬼子的飞机不停地在头上飞鸣侦查。

7月16日宋哲元颁布战字第一号命令对敌抗战，其中部署军官教导团为右地区队，该团团长是徐以智。17日开始，孙麟率原特务旅的两个连和军官教导团所有成员，在大红门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9日又接到命令将防御工事拆除。

日军在华北平津一带频繁的调兵遣将，为防不测7月20日佟副军长令南苑营园外挖掘战壕，清理营园外四百米以内的高粱玉米，令孙麟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担任南苑的正面防务，阻止由黄村向此进犯置地伪军。25日夜日军炮击廊坊，继以飞机轰炸。26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早3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当时，29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7千人。这时132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邱北调，向北平增援。宋哲元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28日坲晓，日军在空军、炮兵掩护下即由西，南两面向南苑兵营发起了突然进攻。近百架的日本飞机大编队从东边飞来，在南苑上空轮番轰炸。随后，南苑东，南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大队和军事训练团在那里与日寇激战，还进行了白刃拼搏，伤亡惨重。（4） 孙麟按佟副军长指令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并肩作战。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日军飞机低空扫射、轰炸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指挥失灵，秩序混乱。但正面进攻的日军始终无法突破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营园正面防线。下午一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从营园东面推进到营园以内，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两面受敌。恰在此时，传来部队撤退的命令。孙麟率军官教导团余部三十余人借助青纱帐退出战斗，南苑遂告失守。

30日一大早，当地派出所所长就来到孙麟家中（住白米斜街）说日军正在全城搜捕他。孙麟即刻来到前门火车站，在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或间步行来到天津。。随后孙夫人带孩子们也到了天津。孙麟把他们安排在法租界住下, 又投入到抗日的行列去了。他的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只靠孙夫人织毛衣维持生活。后来，一位抗日救国军的赵同志每月给他们送来一些生活费，直到第二年的六，七月份才得与孙麟联系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又将孙麟安排到陆军大学（已迁往长沙）当教官。

随着战事的发展，长沙又成为日军进攻的战略要地。夏天的长沙好像一个大火炉，人们还要天天跑警报。陆军大学又要搬迁到遵义去，那天孙麟与夫人正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行程。早饭后九点多钟拉起了空袭警报，来了九架日本轰炸机。保姆抱着他的小儿子随着众人躲进了对门的防空沟，家里的其他人还没来得及跑过去，敌机就转过头来了。在一片惊呼声中对门的墙倒塌了，人们纷纷跳出防空沟。举目一片破砖烂瓦，脚下踏着滚烫的路，在弥漫的烟尘中看到孩子的头顶被炸了个大洞，鲜血不住地往外流；保姆全身被弹片打得都是窟窿，惨不忍睹。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满脸污垢的孙夫人抱着死去的孩子出了病房，血水，泪水和汗水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哭声流淌着。孙麟用他的西服上衣包裹好那小小的身躯把孩子和保姆一起埋葬了，眼里闪着仇恨的目光。这是日本强盗第二次夺走了他的又一个儿子。

        中条山战役

不久，陆军大学迁移到遵义。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国仇家恨在胸中燃烧，痴心爱国的孙麟怎能偷安于陆大的教官生活。一天, 孙麟本想下盘棋, 但此时想起了被日寇蹂躏的同胞和被侵略的国土，决然地烧掉了棋子。 棋子在火中熊熊燃烧，噼啪作响，国恨家仇涌上心头，孙麟立刻辞别了学校又奔赴了抗日前线。

此前，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他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结拜兄弟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缩编为38军）扩编为31军团，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和96军（军长李兴中）；17师、177师番号保留，师长分别由耿子介、陈硕儒担任。1938年划分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李家钰，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四十七军，驻防山西南部。1940年，李家钰率第四十七军脱离第四集团军，另行组建第三十六集团军。1941年起第四集团军转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

96军177师是孙麟的首选，因为这支队伍是西北军中一支抗日的生力军。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热情地称赞他们是“中条山的铁柱子”。另外孙麟和孙蔚如，李兴中都是西北军的老战友，而且正时96军177师在反扫荡中经历了“血战永济”和“六六战役”两次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177师在永济500名官兵壮烈殉国，在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八百壮士投河，马家崖工兵营二百多位士兵也为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而集体扑进黄河，这一切都在激励着孙麟。1939年夏，孙麟来到96军177师任师参谋长，他满怀激情地立刻与177师的全体官兵投入到中条山的抗战中。

从39年夏到41年底，孙麟一直在山西南部和登封、临汝、巩县、齐县、洛阳一带，忽在黄河北岸，忽在黄河南岸与日军战斗。第一战区的北，东，南三面都是日军，面对强敌，中条山的官兵们承担着保卫黄河的重任，丝毫不敢懈怠，昼夜奔忙。不论战斗大小孙麟总是骑着战马驰骋往来在战场上，甚至写家书都是扒在马背上。孙麟在家书中写道：

“六六战役”过后不到半年，蒋介石下令，将李家钰的47军（47军在六六战役中担任中条山东、北两面阻击敌援军的任务），升格为36集团军，调出中条山，这就使原本兵力不足的第四集团军更加捉襟见肘。孙蔚如对中条山的防务重新做了一番部署，战术上也作了调整，由死守改为灵活机动的协防作战。

此时，由于中日双方在战场上的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已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敛。新任日本首相坂垣抛出了他的“坂垣停战线”，其中划定日军在夺取陇上重镇兰州后即不再西进。而欲取兰州，仍须跨过黄河占领陕西，因此，中条山仍是日军必夺之地。

1940年4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这场后来被称为“望原会战”的战事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寇的又一次“生死对弈”。 日军的扫荡是从中条山中部突破，沿张茅大道直取茅津渡。这次的规模仅次于“六六战役”。

孙蔚如事先也得到敌军的情报，经过与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以及赵寿山、李兴中等将军磋商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然而，正当中国军队布好口袋阵准备围歼日军时，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来电话。孙蔚如唯恐郭的电话会打乱部署（此前已有这等先例），故而不接电话。郭寄峤又打给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丢了，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峤说：“那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赵寿山说：“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4月17日，中国军队有意识地边打边退，直到把日军主力诱至望原。 望原会战的主战场在望原、淹底两个山头，两山之间有一道深沟，沟底是一条宽约30多米的小河——洗耳河。4月19日清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称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风怒号，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第四集团军趁风雪之夜，调动前线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军，一夜间将望原周围的鬼子打得狼狈逃窜，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村落。

4月21日，日军从望原以北的张店据点扑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李振西将一个炮兵营摆在半山腰，将５个步兵营排列在炮兵两侧，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机枪，形成一条钢铁防线，在三日之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在战争最危急时，铁血虎将李振西对一营营长殷义盛说：“鬼子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后生，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收拾＊＊＊！这边我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迅速挑出100名精壮后生。100条汉子齐声怒吼：“杀敌报国，在此一举！”在炮火的掩护下，殷营长奋勇当先，100条陕西汉子呐喊着冲下山去，趟过洗耳河，冲入敌阵，一排排手榴弹炸起漫天烟雾……日军全线溃退，而我百名敢死队员也多半阵亡……

25日，中国军队各路人马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条山东部的山头，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战马嘶鸣，刀光闪烁，望原会战打得昏天暗地，日军半数以上被击毙……望原会战持续数十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结束！（5）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惟一大规模对日作战。

1941年3月日华北方面军结束对晋东南八路军的“扫荡”后，即加紧筹备对中条山地区的卫立煌指挥的16个师作战。1941年5月初，日军集结了11个师，约16万的兵力向中条山发起进攻。日华北方面军为达到消灭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的目的，将这次作战确定为执行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对国民党守军包围，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然后从内部反复“扫荡”，将国民党军队歼灭的作战方针。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处北岸，东西约170公里，南北约50公里，是华北沦陷后中国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较大而突出的阵地，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护洛阳，向北接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於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馀里，宽一百馀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1938年，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部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锺的第5集团军驻守。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後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国军，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5月5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著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於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後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战一星期，国军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敌血战。包围圈越收越紧。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战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日军第1军司令官筱塚义男在西起闻喜东至垣曲的西正面，部署了独立混成第16旅团、第37师团、第36师团、独立第7旅团、第41师团等部。国民党军队久驻一地从未变更部署。日军指挥官早已侦知楚溪春指挥的赵世铃第43军系战斗力最弱，易于突破，故于5月7日傍晚，以两万余人由绛县出动，向据守皋落大道西侧高地的赵世铃军猛攻，至8日上午2时阵地被攻陷，赵军溃散。卫立煌临时派陈铁率14军援救，已无济于事。

清晨，日军分数股钻隙前进。至8日黄昏，黄河重要渡口垣曲陷落。至此，国民党守中条山的部队被分割为东西两集团，完全失去联络。9、10两日，日军复由垣曲分作两股向东、向西挺进。12日晨东进的一股敌军窜到邵源与沿道清路西进的日军第21师团、第35师团会师，然后北向攻击刘茂恩指挥的第14集团军各部。

在东正面，日军第l军33师团从阳城，日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35师团从孟县、第21师团从博爱，于7日下午分别向据守济源的裴昌会第9军进攻。8日正午，裴率部退守封门口既设阵地。激战至10日晨，封门口被攻陷。裴复率部转移到济(源)、垣(曲)大道南北地区，激战至11日又不支，裴率部由狂口渡过黄河。至是，东正面的日军除派出—部至邵源与垣曲东进日军会师外，主力则与第33师团配合，进击由陵川西进企图与刘戡第93军会师，解刘茂恩集团之围的范汉傑第27军。范军被击败，未能与刘戡军会师。   

当东西两路日军实行重点突破，直趋黄河口岸时，仅派小部队对据守阳城西董封东西一线的武庭麟、武士敏两军采取牵制动作。及至两路日军分别击溃赵世铃、裴昌会两军会师邵源，遂齐头折而北返，于13日围攻两武的部队。武庭麟、武士敏率部力战，逐步转移到横河镇东西地区。13日，在刘戡率领的93军接应下，武士敏军6个团，武庭麟军1个团，93军第10师两个团始突出重围，通过晋(城)翼(城)公路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部队及刘茂思的第14集团军总部均被日军阻截，折回济(源)垣(曲)公路以北地区与被击溃的赵世铃残部会合。（6）    

5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後，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後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後龟缩。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第76军以第196师之587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馀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巍峨的中条山，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 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7）

我军与日军鏖战21天直到27日守军才实行战略转移，此役伤亡如此惨重。是役国民党军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名，负伤2292人。日军参谋本部称之为“中国事变(七七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5月28日致李宗仁、陈诚等电中亦称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 中条山战役孙麟前后曾三次负伤，三次受到嘉奖，荣获军功章三枚。在5月下旬的战斗中，孙麟左腿肚子被打掉了，他坚持指挥不下火线，发扬了西北军的光荣传统。李兴中军长陈硕儒师长及广大官兵都很受感动。

在抗战初期，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竟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这在抗战初期确属罕见。而坚守中条山的，竟是武器装备低劣、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由于西北军牢牢地钳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得以确保。抗战八年，日军占据了东、南、北大片领土，却一直无力西进，这一切都得之于中条山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集团军当日军凶焰正盛时，力挫敌锋，保卫了黄河，保护了大西北国土。

在1940年4月卫立煌受命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与朱德签订“关于驻军防区的协议”之后，在冀察两省边区抵抗日军，坚持敌后游击，要求各战区官兵与八路军改善关系，团结御侮，一致抗日。孙麟与陈师长曾多次给八路军提供弹药物资，多次护送八路军领导过黄河。由于卫立煌“反共不力”，42年初，蒋介石召见卫立煌，要他与军事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孙麟也受到卫立煌事件牵连，同时离开了177师，调任陕西省政府参议，征募处处长。

孙麟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从不克扣军餉，不贪污。他在任征募处处长时，经常有送礼的人被他从家中赶出，礼物扔到院子里。孙麟不久便辞去征募处处长之职。转到西安南边终南山下王曲的黄埔军校七分校任战术教官兼韦曲干部训练团教官直到抗战胜利。

孙麟将军的一生，最辉煌、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抗击日本侵略，保卫中华民族。孙麟将军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从九.一八战争到1945年，坚持14年抗战的少数将领之一。

1946年5月调任东北护路总指挥，12月31日任命嫩江省政府委员，接任嫩江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晋升中将。

1966年10月22日病故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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