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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3日，第十个国家公祭日，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呼吁建立南京保卫战殉国将士纪念碑。

2023年10月22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遗址碑有望明年十月在南京玄武湖建立。

2023年9月15日，长城抗战网惊悉赵学芬女士逝世，深表哀悼。2023年9月6日，赵登禹将军之女赵学芬女士逝世，享年90岁。

2023年9月9日，全民族抗战胜利78周年之际，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呼吁开放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

2023年7月7日，七七抗战86周年之际，《致敬抗战岁月北京胡同街巷之七七》摄影展在大鱼云展开幕。

2022年7月5日，七七抗战85周年之际，赵登禹将军纪念雕塑涣然一新，亮相北京赵登禹路。

2021年12月13日，第八个国家公祭日，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等再呼吁建立南京保卫战殉国将士纪念碑。

2021年3月8日，北京各界人士送别104岁抗战老兵赵振英老英雄。

2020年12月7日，南京保卫战83周年之际，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等人士再次呼吁：铭记英烈建立南京保卫战殉国将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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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推荐安德馨、古北口七勇士、郝梦龄将军墓等为第三批国家级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抗战纪念设施。

2020年4月5日，长城抗战网等四网站举行“无尚荣光网祭抗战英烈忠魂”活动。

2020年4月4日，长城抗战网深切哀悼抗击新冠肺炎牺牲烈士和罹难同胞。

2020年1月10日，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公布榆关抗战中阵亡将士官兵名单。

2019年12月13日，第六个国家公祭日，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再次呼吁建立南京保卫战殉国将士纪念碑。

2019年10月，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参观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重庆大学等地，搜集抗战史料。

2019年9月3日，抗战胜利74周年之际，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建议全民族抗战胜利纪念日定为公共假日，以示庆贺。

2019年8月，长城抗战网创办人贾元良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参观世界海拉尔反法西斯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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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长城抗战

葛培林

发布时间：2011年2月23日 11时12分

在长城抗战中，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曾给日本侵略军以一定打击。由于敌强我弱，张学良在对日作战上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加之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长城抗战归于失败。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转嫁以失地的责任，被迫辞职，军政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本文就张学良与长城抗战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一、率部抗战路途多艰

1933年1月1日至3月11日，是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行长城抗战之期。笔者认为，此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1月1日至8日，即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到榆关城失守。期间，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及海军炮舰联合猛攻，张学良与部下“彻夜密议，决定对日军之进攻实行全力抵抗。除命令何柱国率部奋战外，同时下令关内驻军出动增援”。[注1]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日军的侵略行径预谋已久，加之蒋介石把主力部队“围剿”红军，张学良在对日作战方面也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所以，面对日军的侵入，张学良只好仓促应战，最初的参战部队，仅有东北军第六二六团的官兵。而日军却从绥中开抵榆关车站军车及步兵3 000余人增援，并攻入榆关城内，六二六团拼死与之巷战，死伤逾半，其中一营全营官兵全部阵亡，榆关(指临榆和山海关)陷落。

战事发生后，张学良命令驻宣化的第十五旅，驻北平南苑炮兵一大队及其他东北军，迅速向战场集结。另外，张学良与德商订购的大小枪炮弹药50万发，已由德船运抵塘沽，起货运往北平。从英国购买的军用飞机4架，在1932年12月3日已运至天津，现在北平组装完成。同时，张学良任命万福麟为抗日前敌总指挥、于学忠为第二军司令、商震为攻防军司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到达战场是需要时日的。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张学良公开揭露日本1帝1国1主11义1的侵略罪行，阐明了抗日的立场。1月8日，张学良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之中日问题，希望能和平解决。因为和平对中日两国甚至对全世界都有利，所以我政府无不委曲求全，争取和平。日本国内有识之士，亦希望和平解决，然日本之野心家，多方制造事端，反诬我挑衅，企图扩大其侵略目的。最近“榆关事件”即为一例。指出日本野心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侵略中国，不是他们所宣传的是为了打倒张学良。所以，“我们为争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注2]当回答外国人对保障中国有什么帮助时，张特别指出日本国内广大人民不是坏人，企图侵略中国的只是日本少数暴烈者、野心家，他们欺骗日本人民，“因此，我们希望欧美各国的朋友帮忙，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之真相，尽量披露，使日本国内人民明白，使正义不被埋没，便是人类的幸福。正义必有胜利的一日”。[注3]

第二阶段。从1月9日至2月20日，总体来说是张学良积极备战、并与日方交涉时期。张学良对日战备命令已于1月10日大致完成：津东方面，步兵第十五旅、第八旅及炮兵第六旅第二团均已移防滦州、唐山一线，商震部亦准备移防北平；热河方面由步兵第十六、十九、二十九、三十各旅进驻。

1月15日，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商议让何柱国与日方进行非正式交涉停战，和平解决“榆关事件”。19日，张学良电令何柱国“夺回山海关”，并发给10万元军饷，以资严防警备。2月5日，张学良令何柱国夺回九门口。但两次进攻，均未奏效。是日，张又下命令，纵令任何牺牲，务须全力夺回，免使热省内十数万将士，因联络之不完全而陷于自绳自缚。18日，张学良与阎锡山、傅作义、商震、宋哲元等将领共同发表通电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一再忍让，国联调解无效，而日人愈演愈烈，最近榆关之战后，复益热河之战起，“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图，救亡图存”[注4]，抗击日寇出中国。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如2月11日，代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北平，与张学良等商讨华北抗日经费等问题。17日，张学良与宋子文赴热河，召集各将领会议，表示慰劳并讨论布置防务。18日，张学良与宋子文等出席汤玉麟举行之欢迎宴会，张学良勉励大家要誓死保卫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同时，张学良与宋子文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通告中国政府及人民决心抵抗日寇侵略，集中兵力，保卫热河。

2月20日，组成华北集团军，进行长城抗战。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团，共5个军1个师兵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辖四、五、六、七、八军团共9个军1个师，分布在长城各口，固守御敌。

第三阶段。从2月21日至3月3日，日军向承德、喜峰口进犯，汤玉麟率部弃承德西逃。2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其第六、七、八、十二等4个师团为主力，纠合伪军总计10万余，开始分三路向热河进攻。22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急电，要求政府急速提供抵抗日军所需之军备给养。23日，日军向中国当局发出最后通电，声称热河系伪满领土，要求中国军队必须在24小时内离境，否则日军将于24日向热河发动进攻。2月下旬，自热河战端始，张学良命张作相及第三军团司令万福麟，急赴前线，张作相27日抵承德，组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万于28日抵平泉。3月3日，日军第八师团向承德进犯，汤玉麟率部不战而弃承德西逃，日军兵不血刃进入承德。

二、各界人士积极支持抗战坚定张学良抗战信心

长城抗战爆发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掀起了抗日热潮，各党派、团体以及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人士积极支持、热烈响应，作为长城抗战最高指挥官的张学良，从中得到了巨大鼓舞。

从1月4日至3月9日，天津市各工业工会救国联合会、中华妇女救济东北同胞协会、全球华侨总公会，以及各省、各界人士纷纷通电，号召海内外同胞输财效力，挽救危亡。湖南、广东、上海、福建、平津各民众团体先后电促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出兵抗日，“剿共”将领刘镇华、谭道源、朱耀华等向蒋请缨抗日。冯玉祥、马占山、刘文辉、杨虎城、方振武等将领先后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面对日军的侵略，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提出在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2月16日，张学良与宋子文一起参加由黄炎培、穆藕初、朱庆澜、杜重远等人士发起组织的“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成立大会，大会通电全国军政官兵，团结御侮，援助热河抗战。人民的呼声，全国各界的支持，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抗战的信心。18日，张学良与20余名守卫热河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并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其中指出：“现已遵照中央确定方针，简率师旅，积极进行，只求有利于党国。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尚祈海内贤达，全国同胞，俱体时艰，一致奋起，俾作有力之声援，期收最后之胜利。”[注5]

三、与蒋介石电文往还积极主张抗战

长城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电文往来十分频繁，字里行间表明了张学良积极抗战的主张。笔者据《张学良年谱》统计，从1月2日至3月11日，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电报共计16通，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共计9通。虽然蒋介石同意长城抗战，但并没有把主力部队用在抗战上。因为蒋介石仍然把其主力部队用在“剿共”上，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月2日至4日，张学良六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榆关事件”情况：日军此次进犯，并非欲作真面目之战斗，而是想试探我军部署情况；加之我军事部署正在进行集中过程中，因此，“良意此时如能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俾我各部队迅速集结”，“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其全力，与之周旋”。[注6]同时遵照蒋介石命令，已速派第十六、三十、十九各旅分别赶赴前线。由此可见，当时张学良虽然积极部署抗战，但却对日军的真实目的缺乏清醒的认识。

倒是蒋介石看出了日本侵略军的真实目的是在攻取平津。1月5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称：“榆城既失，情势愈重，不可以寻常视之。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速下决心，迅速处置。”“我军即决心抵抗，则最高司令部及指挥官应先定安全之地”，建议“军分会与兄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注7]并与各公使馆声明北平驻军他移原因，对前方各军说明利害，否则，人心浮动，易致误会而招致崩溃。同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说明宋子文汇借50万元，业已用尽，“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注8]同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际兹国家之威信与民族存亡之歧路，余不问牺牲如何，极力援助，须即迈进彻底抗日”，并令张为阻止日军增援，令李景荣及其他义勇军，应以绥中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扰乱日军后方。[注9]

为便于指挥，蒋介石把北方军事全权统交张学良负责。1月8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分会委员长，取消“指定张学良以军委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10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榆关事件”，若有武力夺回之希望，请速进行，倘可希望和平解决，请十分注意，勿踏日方陷阱。同时指出，令何柱国处理之交涉，为非正式之交涉；正式交涉，皆须中央处理，以便给中央留出交涉之余地。[注10]11日和16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求派遣军事责任者北上督战，报告热河边境情况日趋紧急，日军正积极调大量兵力来攻，请迅调中央军及立即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24日，张学良秘密飞往南京，向蒋介石汇报热河形势紧张，请示如何应战。蒋同意抵抗，并将北方军事全权，统交张全权负责。张旋即飞回北平。接着，蒋介石派宋子文北上，协助张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由宋哲元统辖，第二方面军由张作相指挥。

张学良连电蒋介石，请其增兵、拨款、拨物，并表示亲赴前线指挥作战。1月29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阎锡山意：(1)晋骑兵集团候中央命令，即可开赴热河；(2)晋步兵集团不愿开赴热河，其他地点均可；(3)请代向中央设法筹拨军费给养。2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原有军队不敷分配，器材均感缺乏。蒋介石批复：“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如有需于此者，则弟无不照兄之意进行。”“吾人处此忧患之时，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己。”[注11]这充分表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极度不满。2月13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答复对蒋介石9、10、11日三电执行情况：(1)宋子文到北平后经详谈，决定即拨给张作相15万元，并已催张作相即日赴热，大约两三日可成行；此后中央拨给热款，遵示一律交张作相转发；(2)遵示拨给晋军款15万元。(3)购置防空军器一节，拟将已签定合同订购之品进行，除已交定金外，仅用一百六七十万；(4)工事方面当遵示办理；(5)前拟订购筑路机器，拟先征集平津两市现有之机器，如不足再订购。蒋介石对此电批复：“对前线工事，务请特别注重，购办远洋器械，不如就近构筑工事为得计，如忽近图远，必贻缓不济急之患。”[注12]2月19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愿率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即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注13]3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朝阳、开鲁失守原因为朝阳热军哗变及开鲁守军崔兴武旅不战而降，并非日军猛攻。为补救计，请蒋来北平主持，如不能来，最好请宋子文来北平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拟亲赴前方”，“指挥军事”。[注14]

鉴于张学良在长城抗战中指挥不利，未能阻挡住日军的猖狂进攻，蒋介石开始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3月3日，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作取代张学良之准备。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承德失陷，张作相率部退至古北口，汤玉麟至今下落不明。蒋介石复电谓：“承德失守，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注15]6日，蒋介石由南昌北上。3月7日，蒋介石召张学良去保定会晤。8日，蒋介石抵达石家庄，何应钦、黄绍?及阎锡山代表杨永昌赴石迎接。张学良致电蒋，拟同行欢迎。蒋介石复电，称“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暂不必就来，必要时再约见面”。[注16]蒋介石对张学良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已经极度不满和失望。

四、通电辞职代蒋受过

号召旧部坚决抗日

承德失守后的第二天，3月5日，张学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兵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汤玉麟及惩处不战而退将领。同日，何应钦抵北平，召集张学良及华北在北平各将领，协议善后处置。会议决定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中央军，坚守长城各口。命令在滦河的商震部队赶赴喜峰口增援，第一七师于密云布防。汤玉麟不战而逃，应即议处。

当时，天津各界救国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热河失守之主将，“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维公道”。[注17]3月5日，孙科为热河失陷对记者谈话中指出：

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在此时期中，足予我国驻日内瓦代表以努力机会，俾国际对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发展。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径五十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谓有激烈战争，其谁能信。无怪我国海外三代表，迭闻要隘失陷，认为守土将领又实行贯彻不抵抗主义，乃愤而辞职也。

战之胜败为兵家常事，然不战而退，实为莫大耻辱。至此次战事之责任问题，凡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事长官，直接负责，自应严予惩处，而张学良身为华北军事最高长官，当然负最大责任。前既一日而失三省，锦州又拱手让人，最近复失榆关，当时国人尚冀张氏戴罪立功，奋发有为，必能坚守热河，与敌一拼，而结果东北四省全丢，所部不战溃退，又复推委责任，为举国所唾骂。为张氏计，唯有从速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退让贤能，支持华北危局。若再因循恋栈，余个人主张，中央应具决心，下令将其免职。[注18]

3月7日，监察委员邵鸿基等向监察院弹劾汤玉麟、张学良。同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力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而两月以来，应付愈艰，情急势拙，事与愿违，迁延一日，苦痛一日。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益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注19]

国民政府对汤玉麟、张学良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给予撤职等惩处。3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惩办汤玉麟：“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葸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褫职，交行政院、监察院会同军事委员会撤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注20]

3月9日，蒋介石抵保定车站，邀张学良登车相见。蒋说：“接你电请辞职，知你诚意。现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你看谁先下去好?”张答：“当然我先下去。”蒋说：“我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用你。一切善后，可按你的意见办，可与子文商量。”[注21]张辞出后，蒋即返石家庄。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议，将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分任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为军长，继续抗日，调鲍文樾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并令中央第二、二十五两个师开赴古北口，阻止日军前进。10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兄行后，各机关必一如旧状，毫不变更，惟中(引者按：蒋介石自称)未到平以前，以敬之(引者按：指何应钦)兄以部长名义暂代分会委员长职权。”[注22]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何应钦称：“汉兄(引者按：指张学良)离平时，代委员长职准交敬之兄接代，以免职务中断也。”[注23]张遵电正式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移交给何应钦。

3月11日，张学良召见东北军各级将领荣臻、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何柱国等，说明会见蒋介石后，决定辞职出洋，宣布已与蒋商定军事善后及改编东北军等情况，并嘱咐各将领要团结一致，奋力抗日，收复失地。同日，张学良通电辞职称：“今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而余本心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注24]3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呈请辞职，应即准予免职。”[注25]

自此，张学良脱离了长城抗战。3月12日，张学良抵达上海。出国前，张决心戒毒，在德国医生密勒博士帮助下，开始痛苦戒毒，并自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注26]4月上旬，张学良致书东北军将领及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团结奋斗，以收复东北为最大责任，“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注27]

4月11日，张学良与家属乘邮轮由上海前往意大利。5月4日，到达意大利罗马。

张学良虽然寄身海外，但不忘国难家仇，多次致电东北军将领，团结一致，坚决抗日。对此，5月12日，张学良自意大利致书王树翰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家患，三曰家仇。”瑐瑨26日，张学良由罗马致电万福麟，希望东北各将领，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

(作者系民革天津市委会联络处助理调研员)

注释：

1.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21. 26. 27. 28. 《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630、632、634、636、638、640、641、642、645、646、648页。张友坤、钱进主编。

2. 3. 《张学良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见《长城抗战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9年11月版，第18、19页。

4. 5. 《张学良、张作相等二十将领抗日通电》，见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

6. 7. 14. 22. 23. 《长城抗战资料选辑》第13、33、41页。

18. 据上海《申报》1933年3月6日。

19. 20. 24. 25. 《长城抗战资料选辑》第39、40、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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